【商务周刊】药明康德提问中国“新药创制”

　　5月4日上午9点，中国药业史上最大收购案主角之一的李革拉开北京某商务中心的房门，用一口北京腔描述自己有些肿胀的嘴，“就吃了几个枇杷呀，估计最近说话说太多了”。

　　     李革身材敦实，剃着光头，穿一身灰色西装，没打领带，脸上浮现出被查尔斯河实验室公司收购后那种“背靠大树”般的愉悦。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头衔仍然是药明康德公司（NYSE：WX）的董事长兼CEO。最近，他在不同场合向不同人讲述着药明康德和查尔斯河收购案。

　　4月26日，在前临床、药理毒理、实验动物模型领域享誉业内的查尔斯河实验室宣布以16亿美元收购总部位于上海的药明康德。后者专注于化合物研究（筛选、寻找和优化药物前体），是亚洲医药研发外包（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业界的头牌。成立于1947年的查尔斯河2009年营收为12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四，业务主要分布于北美和欧洲。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告诉《商务周刊》，在医药领域，“近期有据可查的公开交易中，这是外资对中资最大的一单收购”。李革称16亿美元是一个“公平合理”的报价，是对“中国创新力的认可和促进”。他笑道：“在此之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创新力。”

　　多年来，中国医药产业的尴尬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新药”问世乏力。进入新世纪之后，依托廉价的化学人力资源，才有一些中国公司以CRO的形态出现在产业链前端中的化合物合成环节。通过提供外包服务参与全球创新药的研发链条，被媒体认为对中国改变以仿制药为主的产业结构有着“曲线救国”的意义。截止到2010年4月，中国有大约400家CRO企业。

　　李革自己显然并不希望把药明康德放置到这么高的产业地位上，他一再声称“创新是国际化的”，药明康德只为客户提供服务。

　　采访中，药明康德被收购似乎也没有对中国医药行业传递出足够的影响力。记者提到药明康德被收购与中国新药创制之间的可能联系时，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CRO联合体秘书长宫岩华称，“没太大影响。我个人觉得完全是一种资本运作”。

　　李革的理想

　　2000年12月，药明康德注册成立，主要业务是用组合化学技术为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质高价廉的合成出大量结构各异的带药性小分子化合物，帮助制药公司筛选、寻找和优化药物前体，以提高新药研究阶段的效率。

　　彼时的全球医药行业已经面临着创新药物日渐枯竭的尴尬。根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统计，1999年全球医药行业推出了19种创新药（具有新分子结构的分子实体，同时疗效更好），2000年是9种，2001年下滑到了7种。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和重要后果是新药研发投入一路高攀。根据美国药品研发与制造商协会（PHRMA）的数据，在1975年，一种新药研发由创意到获得FDA批准，花费是1.38亿美元，到了200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8.02亿美元。创新药的产出效率之低被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玛西亚·安吉尔在《制药业的真相》一书中称为“等待戈多”。

　　重压之下，国际制药公司纷纷实行外包策略，将研发业务中的部分项目委托给专业的CRO企业完成，CRO凭借专业高效的“定制创新”缩短药物研发周期，控制预算并加速新药上市时间。这个行业大致可以分为临床和前临床阶段，前者包括4个不同的临床试验，均与人体相关；后者可分为化合物研究与临床前动物实验，均在实验室完成，整个产业链的主要价值集中在临床外包。据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统计，1994年制药公司外包的药物研发费用占总研发费用的4%，2000年即涨至20%。

　　医药研发外包模式在全球逐渐萌发之际，李革注意到国内每年毕业的大量化学专业本科生只要经过合适的培训就是做研发外包的极好人才，制药业研发成本中人力成本占据相当比例，而中国的薪水仅为美国同行1/10。

　　“2000年那会，学合成化学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李革向《商务周刊》回忆到。于是，已在美国有过创业经历的李革决定回国创业，并选择做CRO。

　　由于人力资源优势明显，李革等海归派管理团队拥有核心技术，了解海外标准，药明康德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外包的首选对象。药明康德成立后，合同金额每年都以100%的速度增长，早在2005年其赢利收入已经是初创时的100倍。而根据近日公布的年报，药明康德2009年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达到2.7亿美元。

　　在规模增长的同时，药明康德逐步尝试构建一体化服务。2003年药明康德开始提供工艺研发服务，陆续增加了化学分析、生物分析、制剂、药理、毒理等多方面的服务能力。到2007年上市前夕，全球前20强的跨国制药企业均成为其客户。

　　但此时，国内却没有一家制药企业进入药明康德的客户名单。中国制药业是典型的二元市场格局。经过国企改制和入世时的整合，数千家国内制药厂主要依靠价格战和少量的品牌因素从事仿制药的生产、销售；20多家外资企业则通过入世后加速引进的新药基本把持了高端用药市场，并且开始在中国进行新药的全流程研发。

　　境外则是另一番风景，被药物创新投入产出效率之低逼得发疯的制药公司们2007年完成了180例收购。而这一年，中国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尚在筹备阶段，药明康德与国内的联系也就是“买点儿原料药”。

　　药明康德这一年的大变化是8月9日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因其研发优势和发展前景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每股最终发售定价超出招股价，以每股14美元的股价融资近1.85亿美元。此时的药明康德拥有上千名化学家，包括全球主要制药巨头在内的超过80个客户，底气十足的李革试图进入药明康德尚不具备的大分子药物（生物制药）领域，完善产业链布局。

　　由收购到被收购

　　上市使得药明康德手里有了充沛的资金，李革考虑通过收购的方式推动公司的快速成长。“因为自己建立起一体化服务的能力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李革解释到。

　　经过半年左右的寻找，2008年1月31日，药明康德以超过1.6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美国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服务供应商AppTec实验室服务公司的收购。该笔收购被称为继联想收购IBM PC后中国企业在美最大收购案。

　　AppTec是大分子药物领域为数不多的既具备研发生产能力又有测试监测能力的公司。李革曾对媒体表示，合并后药明康德有能力帮助客户缩短新药进入市场的时间，增加新药开发的成功率。

　　但人算不如天算，前途美好的收购案完成不久，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也就两三个星期吧，美国的客户就都没有了。”李革向《商务周刊》慨叹，“到了2008年年底，我们停掉了大分子药物研发业务，结果造成巨大亏损。”

　　而这个时候，困扰全球医药行业的新药开发成本问题进一步加剧。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2009年度数据显示，当前新药开发成本已增至13.18亿美元，开发周期长达10—15年，产业链整合已成当务之急。

　　中国是“众多客户认可的药物开发新前沿地带”，查尔斯河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James C. Foster在2007年即开始布局中国，但建在上海的临床前服务实验室业务进展缓慢。“显然，查尔斯河也很着急，他们希望通过收购中国本土的企业，可以尽快打破这一障碍。”生物谷集团（Bioon Group）董事长张发宝称。

　　进行产业链自我拓展受挫的药明康德此时也在考虑实现理想的新路径。既然收购不行，那何不被收购呢？进入2009年，李革加速了与查尔斯河的接触。

　　“主要是考虑到双方业务结构互补。”李革说，“研究与开发并到一起上下游结合，能迅速提前实现一体化服务的时间表。”

　　James C.Foster对药明康德的业务理解也很深刻和到位，他曾表示，“CRO这个行业中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加快产品的市场化进程”，这让李革颇有知音之感，连连称其为“非常有远见的企业家”。李革表示，共同的价值观让收购谈判事宜比较顺利，“从管理层到股东都非常支持”。

　　此次收购造就了全球第一家能提供完整前临床阶段服务的CRO企业，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全球位居前10的CRO公司Kendle International在华合资公司北京凯维斯医药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谢燕彬告诉《商务周刊》，“此后查尔斯河将自己的主要实力都集中在了实验室（非临床）部分，产业链的前段有了15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它就是最大的了。”凯维斯是以提供临床服务为主业的CRO企业，2006年5月以2.15亿美元购得查尔斯河的二至四期临床服务业务。

　　按照收购协议，药明康德被收购后作为查尔斯河的子公司独立存在。“被收购后，药明康德加强了一体化服务能力，这能给我们的员工、客户、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我最关心的。过去将近10年，药明康德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专注于用能力和规模完善一体化服务。” 李革说，一体化服务能在很大程度上缩短新药开发时间，而这正是李革放弃内生性增长方式而选择被收购的“原动力”。

　　被腰斩的现实可能性？

　　在国内CRO领域，药明康德并不是第一个被吃掉的“螃蟹”。去年12月，全球CRO领域排名前三的PPD公司为增强在华布局，斥资7700万美元收购了国内CRO企业保诺科技，不久又收购了国内规模数一数二的临床研究服务类CRO企业依格斯医疗科技公司，后者正是凯维斯公司的劲敌。

　　记者还了解到，服务对象偏向于国内药企的CRO企业万全科技近日亦将有所动作。其内部人士告诉《商务周刊》，万全或将与年营收超过20亿美金的全球CRO领头羊昆泰公司（Quintiles）建立合资公司。

　　尽管跨国巨头们基于全球资源整合的考虑对中国CRO企业频频出手，但这似乎与中国新药研制的崛起大计没有关系。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一位曾经在药明康德工作过一年多的老师告诉《商务周刊》，药明康德这样的海归背景企业始终没有“内单”，跟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对中国的新药研发没有重大影响。

　　他开玩笑说：“药明康德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化学毕业生的工资提高了。”

　　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制药企业在新药研发上动力不足。数据显示，国内大型医药企业研发投入仍普遍占营收的比例不足2%，他们大多从事仿制药的生产，最多从高校、科研院所购买一些成果。目前国内客户占营收比重最高的CRO企业是凯维斯，但也不足3%。李革也证实，国内业界与药明康德的关系仅限于用他们的设备做一些测试数据的工作，或者分离中药的化学成分。

　　这也可能恰恰说明药明康德为何背靠中国这个庞大新兴市场却必须在国际市场拼杀直至把自己卖掉，用谢燕彬的话来讲，“国内是养不了大鱼的，药明康德要发展必须要走出去”。

　　查尔斯河的客户之一，康龙化成公司资深营运副总裁黄嫦芬也向《商务周刊》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路（CRO）已经建好了，却没有中国企业在上面跑。

　　“我们用不起。”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教授李中军向《商务周刊》解释为什么“路上没人跑”。李中军是北大药学院承担新药研发任务的老师之一。两年前，他曾经以为不用再为资金问题操心。2007年1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重大新药创制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案。2008年8月，卫生部发布“十一五”计划第一批课题申报指南，称“十一五”期间将重点支持新药研制和构建高水平的技术平台，拟用3年时间建立8—10个综合性创新药物研究开发技术平台，完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预算投入66亿元人民币。北大药学院在“重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十一五”阶段中，申请到了约1.2亿元人民币的课题经费。

　　“现在‘十一五’都快结束了，只拨付了1/7，也没有后续的拨付计划，学校只好先垫着。”李中军说，“大家这几年开始说我们新药研发的春天来了，我觉得有点慢。”

　　这位北大教授有些无奈地说：“过去我们没有新药也不能说是国家重视不够，只是老在口头上讲。”

　　北大药学院所遭遇的资金不到位并非孤例。据记者所知，截至2009年，“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一共部署995个课题，中央财政共安排投入56.40亿元，已拨付的只有16.71亿元，这些钱摊到近千个课题项目头上，与国外公司动辄10亿美元级别的新药研发投入相比，确实有些像“撒胡椒面”。在今年两会上，即有医药界的人大代表对单个项目百万级的经费感到不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技术总师桑国卫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他的担忧：“跨国医药公司纷纷进入中国，收购新药研发成果、争夺优秀人才，我国新药研发和制药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专家们为“领头羊被外资斩首”忧心忡忡，作为业内最前沿的探路者，李革不太愿意评价中国新药研发的状况，他认为做最重要。“我们参与新药研发过程多了，就能逐渐培养很多能力，到头来我们就可以为中国的新药研发服务。”对于未来，他并不过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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