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新能源的喧哗与躁动

　　“补充”而非“替代”

　　资源禀赋有时是一个相对概念，比如“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曾是我国国情的官方概括，这一提法已淡出多年——因为官方意识到中国地大但物并不博，人口众多也不值得夸耀。

　　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却相对贫瘠的大国，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

　　在中国的能源供需结构中，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一直占据主导地位，2003年以来，我国煤炭消费量年均增长2.5亿吨，其中电力行业耗煤年均增加1.63亿吨，占全国煤炭消费比重已由2003年的53.9％上升到57.3％。

　　这一结构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去年年底，我国燃煤机组发电容量5.82亿千瓦，天然气2100万千瓦，水电1.73亿千瓦，核电900万千瓦，风电800万千瓦。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焕预计，至2020年底，我国燃煤发电容量将达8亿千瓦左右，燃气0.4亿千瓦左右，水电3.3亿千瓦左右，核电1亿千瓦左右，风电1.3亿千瓦左右。也就是说10年之后，即使新能源增长15倍，同传统化石能源相比，它仍处于“补充”而非“替代”地位。

　　“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要接近美国，还要消耗很多能源。”陈焕对《商务周刊》说。

　　目前中国发电厂装机容量是英国的10倍多，但两者的GDP差不多。虽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京都议定书》中并未承担碳减排义务，但年复一年，中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2012年到期的哥本哈根协定谈判中，欧美国家已经要求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承担碳减排责任。

　　不过，发展新能源不只是政治博弈的砝码，它确是关乎中国人可持续生存的百年大计。

　　传统化石能源中，石油据说用不了40年就会告罄；煤还能用不到100年。这不算最骇人的。如果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做，2050年气温将上升摄氏6度，我们的下一代将生活在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和超级飓风交织的世界之中。

　　好在充沛的阳光和来回刮个不停的季风给了我们发展风能与太阳能——这两个当今最被看好的新能源产业的资源禀赋。中国政府已经行动起来，它“软硬兼施”，一边硬性驱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发展可再生能源，一边对新能源产业施以巨额补贴。《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提高到15%。到2010年和2020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网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分别达到1%和3%以上。

　　风电、太阳能与生物质能被公认为当今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温室气体零排放的替代能源，其中风电和太阳能被中国视为自己国情的选择，生物质能在全世界都还不成熟，而中国农作物耕作的非集约化，和人口大国对粮食作物的需求，决定了生物质能在中国只能小规模分散化发展，而不能并入由大型国企垄断的能源供给网络。

　　在太阳能和风能之间，中国现阶段更偏向于后者，主要在于成本考虑。但业内人士估计，随着光伏成本降低和储能技术的发展，太阳能将在2030年之后成为主流，因为它比风能更稳定可控。

　　虽然海上风能资源更充沛，但我国在海上风能开发上现在还只处于试探阶段。除了为世博会献礼的海上风电工程，中国并不打算大规模上马海上风电项目。专用地基、设备吊装、海底电缆铺设和盐雾环境下的运营维护，都决定了海上风电在技术难度上远高于陆上风电。“我们不是渔民，什么时候涨潮落潮都不知道。”一位风电企业员工对《商务周刊》说，“即使是技术领先的维斯塔斯公司也曾在2004年由于海上装机出故障而损失惨重。”

　　制约风电和太阳能发展的最大因素似乎就是经济性，只待它们成本下降到与化石能源相当，目前棘手的并网难题就将迎刃而解。虽然这个目标现在看起来比较难以达到，但不要忘了，技术推动新能源成本降低的同时，传统能源随着储量的渐少，价格也会攀升。

　　“黄金时代”的狂飙突进

　　相对于太阳能和生物质能，风能发电成本最接近传统化石能源，风电商用在国际上已经几乎没有技术瓶颈，因此成为中国政府目前最为看重的可再生能源。

　　从资源禀赋来讲，我国具有两大风带：一是“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北部和西北地区），这片广袤的国土常年“北风那个吹”；二是东部沿海陆地、岛屿及近岸海域。《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08）显示，中国陆地可利用风能资源3亿千瓦，加上近岸海域可利用风能资源，共计约10亿千瓦。

　　当发展风电上升为国家意志，中央财政也为此拿出专项资金。2008年8月，财政部公布实施了《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符合支持条件企业的首50台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按600元/千瓦的标准予以补助，其中整机制造企业和关键零部件制造企业各占50%。

　　地方政府也有着发展风电的冲动，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而我国很多内陆地区除了风大，没什么资源。这两年诸多地方政府醒悟过来，呼呼的风不仅可以拉升政绩，而且通过建风场还能“圈地”，把大块土地用来生财。所以不难理解，在风资源丰富的七省区中，提出建设风电“三峡”的就有两个。华能、华电等五大电力集团2009年新能源发展目标中，各地共计上马风电项目超过50个。

　　在中国，如果政府主动要做什么事情，效率一定奇高。从2003年我国第一次风电特许权招标开始，2005年2月胡锦涛主席签发《可再生能源法》之后，风电产业连续4年实现新增装机容量翻番。截至2008年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为894万千瓦，已经大大超出了国家原先规划（至2010年达到300万千瓦）。中国原拟将2020年的风电装机容量设计为1亿千瓦，但据报道，国家能源局已初步决定将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规划提升到1.5亿千瓦。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日前公布的年度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实现风电装机1221万千瓦，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风电大国。很多人认为，现在是中国风力发电发展的“黄金时代”。

　　风电技术分为整机技术和零部件技术两类，其中零部件又包括叶片、电机、主轴承、齿轮箱等。国际上风电技术的引领者是丹麦、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它们早在1970年代便实现了风电的商用。起步较晚的中国风电产业狂飙疾进之下，走了一条技术“拿来主义”之路。

　　2004年之前，国内做风电整机的仅有6家企业，而自2004年风电高速增长，近5年来已经形成了金风、华瑞、东方电气“三大”齐头并进，其后还有80多家主机厂簇拥的格局，“几乎所有制造领域的大型重工企业，包括航空、航天、船舶、电站设备制造、输配电设备企业，都纷纷涉足风电机组制造”，这还不算零部件商。

　　包括三大整机厂在内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通过从欧洲企业购买技术方案获得加工制造能力。以叶片行业为例，德国一家名为Aerodyn的设计公司的方案在中国有近20个买家。“买个生产许可转让，再买模具设备，就可以制造叶片，如果纯加工的话这个行业实现生产比较快。”中科宇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刘新宾说。

　　这一现象与我国风电行业的一个规律有关——在跑马圈地阶段，很大程度上“客户”比“技术”更重要。“实际上整机的关键不是在技术而是在于客户，再强的技术不能在用户处得标也是徒劳。”智基创投合伙人林霆说。

　　联想投资执行董事王俊峰也直言：“门槛高低倒是其次，关键是谁拥有资源，五大电力公司从人脉到实力都是最有条件发展新能源的。我们在投资主机或设备商时，会考虑谁跟五大电力公司业务关系好，谁能跟业主方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壁垒不高的一窝蜂式资本涌入造成的一大后果便是低水平恶性竞争。联想投资在考察风电变流器行业之后发现，国内现在号称能做变流器的有10—15家，但真正可以挂机试验的不超过8家，能够批量出货的“一家都没看到”；叶片商中真正出货量能超过100套的只有5家；风机能做到批量出货并在现场能转起来达到额定功率的“有10家就不错了”。

　　刘新宾说：“整个风电行业有80多家整机厂商，2009年上半年实现装机的仅有18家。叶片商有50多家，真正实现批量供货的也只有十来家，很多家都面临着被淘汰或整合。”

　　“拿来主义”留下的隐忧

　　“拿来主义”的技术引进路线让中国风电实现“井喷式”起步，但也造成了技术上的消化不良。很多企业买了一纸产权，但对于技术根本不理解，也无法进行改进。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中国企业很多是有产权无技术，有产权无知识。”

　　风电机组看上去很简单，只是一个有着70米高塔筒、40米长叶片的“高架风车”，实际上却异常精密复杂。比如叶片，其工序并不复杂：把树脂灌进由玻璃、纤维和布制成的复合材料中，然后固化成型。但它既要捕获风，又要受力小（须承受70米/秒的风况），实现低噪音，还需经受20年以上的风吹日晒雨淋，其工艺的技术难度“不亚于制造大型飞机的机翼”。 王俊峰认为，风电的技术门槛甚至比光伏发电还要高一些，因为它涉及到基础件生产，比如，制造风机轴承不光靠机械加工，还包括金属材料的标号、热处理程度、加工工艺等壁垒，激光加工工艺调试得当，废品率可降低至10%，否则可能达到50%。目前风机中的电控系统和主轴、齿轮箱轴承等关键部件，我国企业还需要依赖进口。

　　风电的基础科研涉及空气动力学、结构动力学、气动弹性力学、气动声学、复合材料学等，甚至需要进行风洞试验。近年来，国际风机技术路线由“定桨距”到“变桨变速”（随风况变化而调整桨距、迎风角等）的发展，使得本来就技术落后的中国企业更加难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这也是很多风电企业干脆放弃研发、专攻制造的原因之一。

　　但技术积累的过程毕竟难以绕过。虽然“拿来主义”节约了时间，但中国企业需要支付的学费可能一分不会少。业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国内风电企业目前的产品质量还不稳定，如风机齿轮箱漏油、系统无法控制变桨变流甚至危险的机组共振等问题时有发生。

　　“风电喊得响，真正落到实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王俊峰告诉《商务周刊》，一些风机零部件厂商做的叶片是运往高寒地区的，但因为缺乏经验，为省成本没加入碳纤维，导致叶片容易“扫机”事故（高风速下叶子弯曲击打、刮蹭塔筒）甚至折断。还有的企业生产的齿轮箱漏油，一次吊装就把本都赔进去了。他因此认为：“我看中国风机制造真正的有效产能并不多，甚至可能还略显紧张。”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李俊峰也向《商务周刊》指出，我国在新能源装备制造技术领域相当落后，“新能源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学的东西，我们全国有几个搞涂料涂层研究的，有几个搞风机桨叶翼型研究的？我们没有国家团队，也没有服务性的研究机构。美国有联合技术机构，美国能源部下面有十几个实验室，台湾、新加坡都有中央工业技术研究院，而我们的中国工程院是发证书的地方，我们的研发机构都依附于大企业，比如核工业研究院依附于核电集团，电力科学院依附于国家电网公司，不为别的公司服务。这是中国极其坏的一种惯例。”他说，“基础研发必须由国家来做，而不是企业。”

　　“拿来主义”的另一个遗留问题是，中国的风况、气候和地质条件与欧洲完全不同，欧洲是海洋性季风气候，中国是内陆型季风气候，两者的风速、风频以及空气干湿度都不一样，需要设备商根据实地采集的风况测量数据进行设备和系统的改进，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企业不仅难以做到技术改进，甚至连测风的数据质量都难以保证。

　　按照国际惯例，风场的可行性研究一般需要两年，但国内风场的可研并不是很认真严肃。据说国内很多风场实际上“连测风塔都没有建”，仅仅选取了一些气象局的数字，“是为了建风电厂而去做可研，而不是为了论证能不能建风电厂”。一些项目中，因为测风数据不准，导致风场建好之后实际的满发时速和当初的预计相差近40%。

　　2008年，东方电气、金风等主机厂的毛利润达到10%—20%以上，但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几年风电设备商的赢利是没有经过长期验证的。风机一般要在野外工作20年，设备折旧15年，“现在的设备能否保证20年是个未知数，20年之内会不会赚钱还不一定，万一到第10年的时候出了大问题呢？而且现在国产风机小毛病挺多，一出故障就停机不能发电，也会影响发电厂的收入”。

　　风电机组“晒太阳”

　　如果说技术能力粗放所留下的隐患可能要10年之后才能显现的话，眼下中国风电产业最大的发展瓶颈则是风电入网难的问题。

　　这其中的根源在于，电网公司称风力发电不稳定、不安全，且部分机组的低压穿越技术不过关，因此视风电为非优质电源。在我国也确实发生过风电冲垮局部电网的事故。另一方面，价格杠杆也决定了电网不愿意输送风电。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煤电的上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36元，有的地区比如内蒙古更低，才0.27元，而国家发改委规定的风电四类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51—0.61元。电网公司当然愿意采购更便宜的煤电而不是风电。

　　国家电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全国风电装机894万千瓦，这与能源局公布的截至2008年全国风电装机1217万千瓦存在323万千瓦的差距。这与业内估计的目前存在近30%的风电机组空转或闲置的比例相符。据说，一些地方机组已经建了好几年，还没有解决入网问题，并网滞后导致的最大问题是风机的空转，即使实现并网，也面临“出力受限”，如甘肃酒泉已经投运的46万千瓦风电装机最大发电出力只能达到约65%。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节目感叹到：1/3的风电设备在那里“安静地晒着太阳，实在太可惜了”。

　　“但那些大型国有电力公司并不在意这些，他们正处于跑马圈地的阶段，要把风场圈占下来，然后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就说风电占到了全年产能的多少。至于发的电是不是能上网、挣钱，这不是他们现在关心的。”林霆认为。

　　面对这种局面，国家通过《可再生能源法》规定风电必须无条件上网，《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也做了定量要求。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接入的问题，总理级国家领导都批示了两三次了”。

　　但一个现实的困难是，由于风场多建在偏远地区，离电网骨干网有一定的物理距离，深入风电场的输电网建设需要挤占电网公司本来就有限的建设资金，因此它们并无建风电接入网的积极性。

　　在政府的强制推动下，目前东北、华东和西北的电网接入已经或有方案逐步解决，唯独内蒙古由于电力消费能力不足，电力需要大量外送，而风电的外送会挤占火电的外送能力。也许只有等规划中的国家智能电网建成，才能解决“风电不稳冲击电网”的技术问题，国家的强力推动也才会切实有效。

　　“一头在外”付出的学费

　　2004年底，里昂证券发表题为《火热的太阳能》的报告。王俊峰回忆说，这份报告在投资行业简直就是“指路明灯”，投资家的灵敏嗅觉立即嗅到了光伏行业的钱景。“我们希望没有发射升空一个热气球，但是这个行业确实在咝咝发热，尽管它正在升空，但它一点都不像泡沫。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投资目标。”里昂证券事后称。

　　随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为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义务，加快新能源特别是太阳能的应用，导致2006—2008年上半年光伏终端市场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将多晶硅国内现货市场价格从2005年的25美元/公斤推高至2008年中的450美元/公斤。

　　在这一轮狂飙之中，中国的各路创业者和20余家风险投资商在8—15个月的时间里斥巨资建厂房、买设备、组装生产线、聘请洋工程师，并真的实现了硅晶片、电池及模组的量产。江西赛维LDK和多家风险投资商更是联手创下了成立22个月便登陆纳斯达克的“奇迹”。短短两年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硅晶片生产商、出货量第二大的电池组件制造商等。

　　但从2008年底开始，工厂里静得能听见鸟叫，职工赋闲回家，见了银行放贷员绕道走，成为中国多数光伏制造商的写照。截至今年上半年，国内光伏生产企业近八成倒闭，无锡尚德、昱辉阳光、江西赛维LDK等业内老大纷纷裁员、限产。2007年7月31日的时候，无锡尚德、浙江昱辉、江苏CSI、天合光能、江苏林洋、河北晶澳、中电光伏、江西赛维和天威英利9家海外上市的中国太阳能企业市值为176.16亿美元，而到去年底，9家企业的市值仅为40亿美元，缩水77％。

　　“这就像是考试前艰辛的复习，为了未来的好成绩，我们必须付出点代价。”江西赛维LDK公关总监姚峰向《商务周刊》解释说。赛维因2008年第四季度高价库存的低价售出导致该季度严重亏损，2009年第一季度销售收入比上一季度下降33.6%。

　　一定程度上，让华尔街宠儿风光不再的是德国和西班牙政府。两国曾是太阳能的最大消费国，2008年中国光伏组件发货2.2兆瓦，其中98%用于出口，而出口德国和西班牙的占太阳能电池销量的70%—90%。但这两个国家在金融危机之下对光伏的补贴政策做了重大调整。

　　安信证券的数据显示，德国目前的太阳能年度收购电价FIT（Feed-in Tarrifs）由2008年以前年降幅5%，改为2009、2010年年降9%；地面装配系统从2008年年降6.5%，改为2009—2010年年降10%。西班牙政府曾给出“全球最慷慨”的太阳能电价补贴政策，2008年前FIT电价为0.44欧元/千瓦时，但2008年10月的修正法案中修改为0.29—0.33欧元/千瓦时，并将2009年补贴额度上限设置为500兆瓦。

　　智基创投总裁暨管理合伙人陈友忠对《商务周刊》说：“金融危机使西班牙都快面临破产了，根本没有更多余力去补贴太阳能。”

　　一位业内人士说：“西班牙2008年发疯了，一年装了250万千瓦，超过了日本15年的安装量。今年它发现自己做得太快了，调整到新装50万千瓦，对市场形成很大的冲击。”

　　中国光伏产业原来是原材料和需求“两头在外”，近年来原材料端可以实现国内自产，只有需求“一头在外”。欧洲国家的补贴政策调整，以及持续走低的欧元汇率，使中国光伏制造企业从去年下半年起过上了苦日子（详见本刊2009年5月20日封面故事《沙滩上的“硅梦”》）。

　　没谱的外需，逼得中国光伏企业把眼光转向国内。2009年3月28日中国“太阳能屋顶计划”出台后，几乎所有光伏企业都进行了项目申报。业内人士估计，申报的项目肯定超过了500兆瓦，甚至可能超过1GW，而国内光伏电站现在的发电总量不超过100兆瓦。中投顾问预计，随着产出增加及新订单增长放缓，今年多晶硅产能将超过需求的55%。

　　但如此大规模的产能势必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根据4月20日财政部发布的《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申报指南》，明确将对三类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进行补贴，最高补贴标准分为20元／瓦和15元／瓦两个档次。而发改委2006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实行办法》中，目前可用于光伏补贴的资金仅约为30亿元，即大约能补贴200兆瓦。

　　智基投资合伙人史煜认为，光伏企业的出路无它，只有“一边游说政府加大补贴的力度，另一方面在研发上做投资，降低成本”。

　　成本制约

　　如果内需真能逐步释放，太阳能发电产业真正的制约就只剩下一个——成本。

　　4月底，位于甘肃敦煌市七里镇西南的敦煌1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竞标中，国投电力现场开价0.69/千瓦时，据说惊呆了包括国家发改委官员在内的所有人，因为光伏产业之所以需要政府补贴，就在于现阶段其成本过高导致无法与化石能源以及风电电价相比。目前中国政府仅批准了三家太阳能电站示范项目，除敦煌项目外，另有1兆瓦的上海市崇明岛项目、255千瓦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项目。崇明与鄂尔多斯两个示范项目，每发1度电，政府需补贴4元钱。

　　4月28日，包括无锡尚德、天威英利、晶澳太阳能和赛维LDK在内的行业内最主要的13家企业共同发布了《洛阳宣言》，重申在2012年实现光伏发电上网价格1元/千瓦时的目标。而敦煌项目的最终价格也定在了1.09元/千瓦时。这个价格还是远远高于风电和煤电，据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数据，目前太阳能发电成本1.9元/千瓦时，风电为0.5—0.6元/千瓦时，传统煤电为0.35—0.45元/千瓦时。

　　建设一个太阳能光伏电站，必须包括光伏组件（产业链包括多晶硅、单晶硅、切片、电池组和组件）、逆变器、输配电等。其中太阳能光伏组件约占总成本的50%，太阳能电池约占光伏组件成本的70%，硅晶片又占电池成本的60%。所以太阳能降低成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每吨多晶硅的转换率，或者降低电池成本。

　　如果要达到与传统能源电网平价的目标，需要将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降至0.65美元/瓦至0.70美元/瓦。今年3月，美国First Solar公司宣布，其薄膜光伏电池板的生产成本首次降到了1美元/瓦，是“太阳能技术的一个里程碑”。但这还只是薄膜光伏板，标准的硅晶太阳能电池成本仍然徘徊在3美元/瓦左右。

　　多晶硅的转换率提升同样不是件容易的事。“欧洲市场现在要求多晶硅的转换率要在16%以上才是合格的，16%以下价钱另算，我知道中国大部分企业生产的多晶硅转换率在15.5%—15.7%。因为我们用料杂，根本无法控制质量，这种产能势必被淘汰。”王俊峰感叹，“随着市场重新回到正轨，以前拉上两条枪、投点钱就能干光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大家还是要拼点技术。”

　　当然也不乏乐观者。史煜注意到各国企业对太阳能的研发投入非常大，很多创新技术都在研制中，他个人估计未来3年内技术会有重大进步，使得太阳能发电成本和风能相匹敌，“甚至如果它的转换率再高，那它有可能成为最便宜的、甚至能和火电竞争的能源”。

　　但微观企业的成本核算并没有包括光伏生产的外部性环境成本，太阳能生产过程中，从硅到粗硅，再到化工三氯氢硅，反应成高重硅，回炉、铸锭到切片，每个环节都要高耗能。而且三氯氢硅会复产四氯化硅，后者是易爆炸的高危化学品。

　　有人估算，目前的光伏工业所消耗的能源已经透支了10年它所能节约的能源，也就是说，10年之后太阳能才能算真正的“绿色能源”。

　　VC如何淘金新能源

　　□ 记者 冯禹丁

　　风云际会，已经有人在说新能源是“第四次科技浪潮”，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引发产业转型和催生技术革命，世界经济因而获得复苏和繁荣的动力”。

　　如果真是如此的历史际遇，风险投资家应该是最兴奋的，他们在“第三次科技浪潮”——IT和互联网的舞台上已经越来越感到平淡无奇。

　　事实上，大多数风险投资早几年就在自己的投资方向上加入了“替代能源”、“环保科技”等类目，还有的干脆以绿色环保能源作为自己的主投方向。那么在喧嚣与躁动的新能源产业，风险投资家究竟如何以理性的“鹰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寻找到真正的“明日之星”呢？

　　方向感

　　“在中国能源产业做投资，首先要看清楚一个根本问题：这是个国家主导的高度垄断的产业。无论什么能源，最终的买单者都是大的国企。”智基投资合伙人林霆说，“所以我们在中国做投资，一定要深刻理解中国的能源产业政策。”

　　这句话的潜台词不难理解，无论是光伏发电还是风电，最终能不能上网商用，都取决于华能、国电、大唐等5大国有电力集团的态度；液态生物质能的商用同样需要经过中石油、中石化遍及全国的加油站。

　　逐渐“做大做强”让能源垄断巨头们的话事权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些大企业的一把手有的是部级，有的还是中央委员，你能源局的一个副部级干部的话他们听也不会听。”一位业内人士说，只有上至国策层面的推动力，才足以影响能源巨头。

　　而目前，国家层面的选择很明显。今年一季度，“太阳能屋顶”计划出炉，财政将对三类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进行补贴；而随后推出的“金太阳”工程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推动光伏产业发展。7月25-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吉林省考察时，就发展风能发电提出七点意见，其中包括：我国具备发展风能的自然条件；我们具备发展风能的工业基础和研发力量；要集中力量开展风电并入电网的技术攻关。

　　“从中国政府的观点来看，未来一两年内投资风能应该有比较好的机会，我们就顺着这个潮流往前走。”智基创投总裁、管理合伙人陈友忠告诉《商务周刊》，从2004年第二期基金开始，智基把替代能源当作新的投资方向，具体来说，智基关注太阳能应用、节能技术、风力发电的制造环节、储能电池等行业。

　　太阳能在经历了去年的泡沫破裂之后，投资人会相对理性的思考何时以及如何投资这个未来最有潜力的新能源。

　　在太阳能和风电领域，智基投资了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益通光能公司、薄膜太阳能玻璃材料及工程服务商珠海兴业、风力发电机铸件生产商桥联、风力发电机叶片商华风风电和节能管理外包服务商惠德等6家企业，其中2家已经上市退出。而联想投资则投资了一家太阳能电池片和电池组件提供商林洋新能源、一家碲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组制造商先进太阳能公司，其中林洋新能源已经成功上市。

　　这两家VC都没有在生物质能上重点关注——事实上几乎所有VC都不看好生物质能在中国的发展，原因一是因为“国家不太重视”，二是生物质能的技术尚处在初级阶段，三是在中国无法实现大规模经营。“它分布比较散，受地域限制采集和运输成本比较高，无法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不管是发电上网还是制造燃油都比较困难。”智基创投合伙人史煜说。

　　联想投资执行董事王俊峰介绍，生物质发电曾经火过一段时间，但真正发电时机器“就像一个巨兽”一样，每天要“吃掉”数百吨秸秆或其他作物，导致当地秸秆价格猛涨，还供应不上，“秸秆不可能从河北拉到河南，有供应半径问题”。

　　差异化

　　选定大方向之后，VC一般如何在行业中搜寻自己的目标企业呢？答案是“差异化”。

　　前些年，智基创投和联想投资都没有去追逐两个“VC扎堆”的太阳能项目——无锡尚德和江西赛维LDK，智基是因为早年在台湾已经投资过做太阳能多晶硅电池的益通光能，“一般不同时投一个行业中的同类公司，以免风险太集中”；联想投资则是因为价钱不合适。有意思的是，两家都有意识的选择了另辟蹊径的策略：选择太阳能行业中的其他机会。

　　智基2005年1月投资台湾益通光能，并成功上市退出之后，开始从太阳能电池往上下游延伸。“我们已经投了一个益通光能，因此想在垂直产业链上有一些布局，我们判断太阳能应用会起来。”陈友忠说。沿着产业链往上端走，“垂直产业链”上的机会包括节电技术，智基挑中能源管理技术服务商惠德，惠德的软件能帮助客户节约5%的电能消耗；向下游应用走，智基又投资了一个车顶太阳能项目，2007年，智基发现并投资了面向公共建筑（如机场、火车站）的玻璃幕墙做薄膜太阳能电池板的珠海兴业，兴业在技术上的一个优势是可以不依赖电网作独立电源，规避了入电网难的风险。2009年1月，兴业在香港上市，其产品已用于沙漠化的治理或海岛独立电源，这类地区都是传统电网无法到达的区域。

　　“我们投资时要看所投项目在整个价值链中处于什么地位。”智基创投合伙人林霆为《商务周刊》详述了他如何在风电这个“热门行业”中“排选”项目：整个风电行业的产业链比较长，由下到上由“电力公司—风场—整机装配商—零部件供应商”组成，首先“五大”电力公司属于国有企业，风险投资无法进入；风场由于投资巨大且不怎么赚钱，VC不会考虑投资；整机装配属于重型装备行业，目前国内主机厂核心技术不多，对上游的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五大电力公司的议价能力都不够强，所以整机装配企业也不是VC的关注点。

　　他说：“中国的风机技术发展不够，限制了我们的投资机会。”

　　这样就只剩下风机零部件，成为VC追逐的“热门行业”。因为这个行业细分为很多子行业，技术有一定壁垒，但又不是难以触摸。但如果一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已经变数不大，投资人一般不会进入，比如齿轮箱行业；如果行业格局正处于方兴未艾、格局不明的阶段，比如储能企业或智能电网解决方案提供商，投资人则会重点关注其中有技术壁垒的项目和有机会做老大的企业。

　　壁垒

　　所谓技术壁垒和成为行业老大的机会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而技术壁垒是VC在挑选同类型企业时最为看重的标准。

　　比如刘新宾所在的中科宇能科技公司，2008年获得美国华平投资集团和威士曼资本集团的股权投资创办。它能在50多家风机叶片企业中被华平投资挑中，凭借的是来自中科院热工程物理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技术成果。中科宇能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全面掌握了从翼型气动设计、结构设计、模芯与模具制造到叶片生产制造全过程的企业”，能独立设计1.5-3.0兆瓦叶型。

　　华平长期看好中国企业承接风机叶片产能的能力，并判断有自主技术的企业将在这个行业中胜出，中科宇能拥有自主技术的优势，体现在能够根据不同风场的情况与机型特点有针对性地定制设计和改进叶片，“别人则不能”。

　　联想投资当初相中林洋新能源，也是因为林洋在行业内率先靠技术和资源整合能力，实现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拉棒、切片的纵向一体化。“我们看到只有纵向产业一体化才能赢得长期的竞争，也才有能力在中国落地。”王俊峰说。

　　而联想投资携手另一家碲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组制造商先进太阳能公司，则主要是由于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是全球公认的碲化镉薄膜专家，到现在为止还保持着2002年创造的碲化镉转化率16.5％的世界纪录。

　　全面落实《可再生能源法》

　　推动可再生能源又好又快的发展

　　——专访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

　　□ 记者 陈楠

　　● 我国常规能源价格中只有直接的能源成本，而没有包括其对环境破坏造成的间接成本。可再生能源是没有这种间接成本的，但是直接开发成本比较高，致使两者的价格竞争不平等，可再生能源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完全通过市场导向来发展，是很困难的

　　● 我们不能等到技术突破了，成本下来了，再去给予政策扶持，恰恰是要在其成本高、还不能完全靠市场力量发展的时候支持。当然，扶持政策不会一直伴随可再生能源产业

　　● 现阶段由于可再生能源不稳定，受天气、气候的影响很大，对电网会有一定的影响，如何减少其对电网的冲击，将其合理应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现在提出的智能电网，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应对当前日益增多的各种可再生能源并入电网的问题，把信息化和智能化与电网管理联系起来，更有效地把发电、输配电及终端用户管理起来

　　● 太阳能生产实际上需要很多新的装备，但是我国的装备制造业还没有对此高度重视。尽管我们一直在呼吁，但还只有一些中小型企业在做，缺乏成套的、系统的研发设备和制造工艺

　　《商务周刊》：您如何评价可再生能源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石定寰：国家是在“六五”计划里第一次将可再生能源研发纳入到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的，那时可再生能源还没成熟到可以商用，还处在研究、示范、小规模应用的过程中。但有些可替代能源，像沼气已经在农村普及了。此外，我国的小水电的发展也比较早。但是像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在政府的支持下，从研究开发到试点，逐步成长起来的。与常规能源相比，它们的成本还很高，很难与常规能源相竞争。

　　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常规能源的外部成本，即在常规能源的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没有计算到能源的成本中，而是被所有社会上的人们承受了。目前，我国常规能源价格中只有直接的能源成本，而没有包括其对环境破坏造成的间接成本。而可再生能源是没有这种间接成本的，但是开发成本比较高，致使两者的价格竞争不平等，使可再生能源无法和常规能源竞争，影响了其发展。可再生能源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导向，完全通过市场导向来发展，是很困难的。

　　《商务周刊》：今年国家先后针对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出台了相应的扶持政策，近期还可能出台《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您认为我们现在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到位了吗？

　　石定寰：我认为国家现在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动力度还远远不够。中央讲的力度很大，但是政府还没有完全落实。《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就开始实施了，但特别是关于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政策等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落实。

　　不光是中国，西方国家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时也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他们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欧美国家已经有了成型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实施的上网电价政策是成功的，而我们国内目前这些政策还没有全面的建立和落实。所以可再生能源既有本身成本高的问题，同时也有政府扶持政策不到位的问题。我们不能等到技术突破了，成本下来了再给予政策扶持，恰恰是要在其成本高、还不能完全靠市场力量发展的时候扶持。当然，政府的政策不会一直伴随可再生能源产业，随着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其成本肯定要降低，而且现在具体数字也显示其成本每年都在降低。在此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就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有些部门虽然出台了一些太阳能应用工程，比如“金太阳工程”、“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等，对推动太阳能产业发展和市场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要想推动太阳能发电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落实上网电价政策。其次，出台的政策必须更加合理，要反映当前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技术水平，要以产业发展的平均水平作为制定价格政策的依据。比如电价定得过低，就不能反映当前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本，也不能保障企业有一定的盈利用于技术进步，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利润，就会抑制产业的发展。中央强调要积极发展、大规模利用，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积极发展太阳能发电。这就要让生产和投资者看到产业的前景，调动起积极性。我们有一个设想，将来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的家庭和单位都有两块电表，其中一块是计量屋顶太阳能板产生并送上网的电能，另一块电表计量从网上得到的电量。这是欧洲已经通行的比较好的办法。

　　《商务周刊》：您提到了可再生能源的并网问题，但是由于其高于化石能源的价格，需要全网平摊，致使国营电力公司不可避免对可再生能源入网会比较消极，您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石定寰：我们现在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其超出常规能源的电价是要全网来分摊的，每一个使用电的人都要承担。但是由于现在的再生能源占的比重还很小，就算把全国每年生产的太阳能电池200多万千瓦都用上，也只相当于新增二、三个百万千瓦火电机组的装机容量，而全国火电机组已有近8亿千瓦的装机容量。由可再生能源引起的电价提升很小，每个人也不会承担很多。何况，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电价还会逐步调整的，不会一成不变。而且，煤炭等常规能源随着蕴藏量的逐步减少，再加上比如要求脱硫、脱氮氧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外部影响逐渐内部化，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总体成本也是要逐渐上升的。一个上升，一个下降，总会有一天两者持平。所以政策制定的越早，越能加快这个进程的实现。

　　企业对于能源的态度，如果沿用老的习惯，当然是选择化石能源，因为它们便宜又好用，但是如何继续这样使用下去，我们的气候将会变得更加糟糕，甚至影响后代的生存问题。中央多次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用新的理念改变我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模式。让全社会的人都适应生活在一个低碳经济的时代，而不是原来的高耗能的老路。所以每个企业都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特别是国有企业更应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承担更多的责任。推动结构调整，加快清洁能源的转化过程，这个责任实际上是要大家共同承担的。

　　当然，现阶段由于可再生能源不稳定，受天气、气候的影响很大，对电网会有一定的影响，如何减少其对电网的冲击，将其合理应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现在提出的智能电网，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应对当前日益增多的各种可再生能源入网的问题，把信息化和智能化与电网管理联系起来，更有效地把发电、输配电及终端用户管理起来。它是一个系统，在未来的能源系统中既有主干网，即火电、核电等稳定电源，也有大量新的不稳定电源，这些不同的电源要在智能电网中各得其所，安全而经济地满足各种不同客户的需求。通过该系统，将发电端也就是供给端和用户更好的联系起来，让不稳定的低端电源在人们的消费中消耗掉，保证整个电网的稳定性，以及大规模工业生产对能源稳定的需要。但是现在中国和欧美都还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和思路，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商务周刊》：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还存在哪些不足？

　　石定寰：和欧美相比，我们在技术上还是有差距的。比如我们的太阳能电池在转换效率和技术指标上和欧美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新型、高效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开发上也有不小的差距。关键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掌握核心技术，基本设备都是用国外的，有些配套原材料还要从国外进口，这些不解决，很难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再比如，我们的太阳能生产实际上需要很多新的装备，但是我国的装备制造业还没有对此高度重视。尽管我们一直在呼吁，但还是没有人重视，只有一些中小型企业在做，但也缺乏成套的、系统的研发设备和制造工艺。在一些基础性工作上，比如我国对风能、太阳能资源的观测评估等基础设施、方法手段的建设上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支持，在标准制定、产品质量检测与认证等方面也有不少工作应加强。

　　其实政府的支持有多种形式，像出台政策、加大投入、更好的组织研发、更好的培养人才、全社会宣传、做好各种应用示范工程，以及做好资源的测评等。实际上我们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不清楚当地风场有多少风、多少太阳能资源的情况下，很难建设一个效率很高的风能或太阳能发电站。但是我们的这些基础设施是非常差的，美国有上千个太阳能观测站，中国只有100多个。且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引起重视，国家也没有向这些基础设施上投钱。政府很多该做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做好，致使系统工程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商务周刊》：我国光伏产业近几年一直是需求在外，去年到今年国际市场萎缩后，我们受到了打击，您觉得在需求端我们可以想哪些办法？

　　石定寰：太阳能过去“两头在外”，即原料和需求市场都是依靠国外。我国实际上不是没有硅矿，只是没有将其转化为可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多晶硅材料的技术，只能把矿产卖给国外，他们开发后又高价卖给我们。现在随着我国多晶硅材料技术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以及多种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可以在国内生产原材料，把成本逐步的降下来了。

　　事实上，当时“两头在外”的需求端在外，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要承担《京都议定书》的义务，进行减排，必须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就出台了一些扶持的政策。比如欧洲国家以德国为首，实行上网的差异电价政策，这个政策的出台大大推进了太阳能光伏电池的应用，市场发展很快，也带动了中国产业的发展。但是我国该方面的政策迟迟没有落实，所以国内的市场还很小。现在是到了加快培育中国市场的阶段了，如果我们再不开发本土市场，首先我们难以应付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同时对应鼓励发展的新兴能源产业也会造成很不利的影响。如果太阳能产业萎缩，对未来能源、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十分不利。今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要开了，在这个很重要的时刻，要表现出中国政府主动应对节能减排的决心，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应用的力度，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否则将面临来自国际的很大压力。

　　我国光伏产业的目标市场一直是在国外，但随着国外需求因经济危机下降，导致了我国太阳能产业前一段时间的萧条。但是这只是个暂时现象，最近已经在回升。就全球而言，可再生能源都是有很大发展前景的，也是未来新的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这个大的方向不会改变。

　　“新能源不能再选‘真命天子’”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宣晓伟

　　《商务周刊》：2009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提出美国新能源政策，他任命了一批重要官员推进能源事务，包括华裔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等，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媒体称这一系列动作为“美国能源新政”，您觉得该新政出台的背景、目的和主要内容有哪些？

　　宣晓伟：此次美国能源新政，主要是为了保证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经济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这几大目标而出台的。首先，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35年间已经由35%上升到接近60%，对国外石油的深度依赖对美国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其次，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急需找到新的增长点拉动就业。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相比布什政府有了较大转变，这也反映了美国主流民意对全球变暖这一问题看法的变化。

　　综合以上来看，美国有客观需要在近期内就能源环境课题出台一个综合性的应对方案。在已经执行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也涉及到众多的能源发展议题，其对各种能源项目的投资总金额高达613亿美元，比如智能电网11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研发推广60亿美元等。目前正在审议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主要包括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向清洁能源体系过渡四大部分。这个议案最突出的特点是第一次提出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方案，设定了美国温室气体限排的目标和时间表，准备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方案。

　　《商务周刊》：布什政府曾经不愿减排，很多美国人也否认全球变暖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但奥巴马对于减排的态度转向了，这是为什么？

　　宣晓伟：全球变暖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美国国内各方基于不同的认识和利益，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非常激进的环保人士，到持气候变化怀疑论的顽固分子，对于气候变化的争论极其激烈。传统上，美国的能源政策偏向于大型的、资本技术密集的传统能源公司，因此小布什不签署《京都议定书》有其国内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事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好处。

　　但现在美国的主流民意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促使美国人更多地思考气候变化的问题，认同全球变暖和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观念。奥巴马的上台也是迎合了这种民意变化，他任命了一系列在能源问题上持进取甚至激进态度的官员，包括环保署署长Lisa Jackson、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科技办公室主任John Holdren等。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国会已经中占据多数，而民主党向来在发展替代能源、推进能源转型方面比共和党更为积极。

　　《商务周刊》：美国现在的电力供应结构是怎样的？它目前的改进重点放在哪里？

　　宣晓伟：美国目前电力供应的约40%来自天然气发电，10%左右来自核电，煤电占30%多，水电不到10%，石油发电5%左右，剩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不到5%。美国在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同时，也比较重视现有燃煤电厂技术的研发。考虑到未来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美国目前正在大力研发和推广二氧化碳捕获与收集技术，即将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通过管道运输，注入地下或海里进行长期储存。在“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就有34亿美元投到了这里面。实际上，欧盟和美国现在都在大力推广这个技术，但是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成本。煤电本来是最便宜的，加上这个技术后发电价格就会明显上升，因此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中国虽然现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但以中国的能源禀赋，“以煤为主”还是中国能源战略的首要内容，短期内难有太大改变。中国目前煤电比例高达近80%，未来煤电厂面临二氧化碳排放约束的局面可能比美国更严峻。因此，对于类似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国应该及早有一个战略考虑和安排。

　　《商务周刊》：美国的能源新政和我们国家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大的不同？

　　宣晓伟：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美两国在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理念、目标、手段的本质不同。首先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能做好的，政府不应也不能插手，以防对市场造成干扰，形成公平和效率的损失。这种理念深入人心，因此众多美国人对于政府具有很强的戒心，要求严格约束政府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府没有、事实上也没能力制定一个所谓的全面、长期的能源发展战略；其次，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有一套比较完善和明确的制度规则，来保证重大政策出台的过程中各方利益和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充分博弈，使得最终的政策能够符合主流民意。有众多美国学者诟病美国缺乏长期能源战略导致其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节节上升，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无需也不应制定全面长期的国家能源政策，这是基于对强力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感所导致的。就像目前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首先由众议院的专业委员会提出并投票通过，然后经众议院通过；再拿到参议院，再重复一遍与众议院相同的流程，最后参众两院还要组成联合委员会，协调修改成一个最终版本，再由总统签署生效。

　　所以在美国的体制下，政府面临着很多的约束和监督，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政府可以有口号，能源部的经费预算也会有很大增长和调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资助项目，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较深地介入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甚至主导能源产业的发展。它的能源政策，更多是起到引导、监管和服务的作用。此外，美国的能源政策跟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定议题、特定事件相联系，例如19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尼克松政府大力强调节能和替代能源，但随着油价的下降和石油供应的稳定，相应的能源政策往往无疾而终。

　　《商务周刊》：中国的能源政策和产业发展可以从美国身上学习些什么？

　　宣晓伟：尽管截然不同，但美国能源政策的一些原则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比如美国能源政策的出台主要基于能源安全、效率和公平三个方面来考虑。能源安全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效率和公平要求在能源产业领域建立竞争机制，以较低的能源成本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随着形势的转变，中国现在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可长久持续，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要素组合方式，获取新的竞争优势。

　　就能源领域而言，世界能源体系正转向可再生能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能否培养出自主创新的技术能力？在我们的传统能源领域，例如煤电设备，尽管国内企业掌握了100万千瓦等大型设备的技术，但核心技术还在跨国企业手里，别人给你什么级别的技术，你就只能造这个级别的产品，自己缺乏能力进行技术升级。说白了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发展的产业，而是技术命脉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的加工产业。在新能源领域会不会重蹈覆辙？现在来看还是有可能。另一方面是能不能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发展出来一个完整自主的新能源产业？新能源发展与传统能源的一个根本不同是它本质是趋向分散的，不像传统能源，从勘探、开采、加工、销售需要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一体化大公司。目前新能源各种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层出不穷，存在各种各样的技术路线和可能前景，在此过程中，中小企业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管理者还是秉承以前计划经济的思维，画地为牢，圈定所谓重点企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真命天子”身上，就难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在传统能源行业，国有企业已经拥有了绝对的优势，外资跨国巨头也凭借技术等优势占据了有利地位，如果这种格局维系到新能源行业，将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管理者要充分汲取传统能源行业以及汽车等行业发展的相关教训。

　　原文发布地址：http://business.sohu.com/20090910/n266631122.shtml（商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