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院所为主的农业科研体制亟待改变

　　提高科技在农业产出中的贡献率，这在我国还有较大的潜力。必须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改变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偏低的现状。然而，要想充分用好政府投入的资金，则必须改变当前过度依赖院所的农业科研体制，更多地支持企业的农业科研。

　　
　　科技促粮食增产潜力大
　　
　　龙年“一号文件”再度锁定“三农”，并且把焦点聚在了农业科技上。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纵然我国粮食实现8年增产，但保障粮食生产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产业经济室主任张元红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粮食8年增产，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了，潜在的危险和挑战还是很大的，包括资源情况、竞争力情况、比较效益、基础设施和科技水平，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程国强指出，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现象严重，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难度加大；二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难度更大；三是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四是部分地方粮食生产积极性出现弱化倾向。
　　
　　农民种粮积极性弱化表现为农民不愿意留在土地上，尤其是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据统计，我国外出务工农民是2.3亿，在农村同时从事一产的大概是2.79亿，也就是说我国有2.3亿的农民流出了农业。更重要的是，现在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以女性、老人和儿童为主。有调查显示，一些地区的农民平均年龄在55岁以上。
　　
　　张元红表示，过去粮食的增产主要靠的是单产的提高，虽然部分年份粮食播种面积也有所增加，但是增加播种面积的潜力并不大，尤其是在城市化过程中，粮食播种面积甚至会减少。增加粮食生产还是要走集约的增加单产的路子，科技显得尤为重要。
　　
　　去年，我国依靠科技提高粮食单产，亩产达到688.8斤，亩增25.6斤，单产提高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86%。
　　
　　“过去我国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增加农民积极性，对粮食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科技更是一种根本性的力量。”张元红说。
　　
　　2010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科技贡献首次超过了土地、劳动力及物质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2011年，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3.5%。
　　
　　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依靠科技增加农业产出存在很大的空间。中原证券发布的报告称，从农业产出增长科技贡献率来看，美国为80%，远远领先于我国的50%左右的水平，科技对国内农业的贡献度有很大提升空间。
　　
　　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发挥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少不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2001年，为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进入生产的前期性开发、中试、熟化，引导或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国务院批准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专项，由中央财政拨款，科技部、财政部共同管理。2001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1.5亿元。
　　
　　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对“三农”的支出也在增加。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介绍，2011年，中央财政中有超过1万亿元是对“三农”的支出，如果把地方各级财政都算在一起，大概在25000亿元以上。在国家财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每年都是在增加。
　　
　　但“三农”支出中，对农业科技的支出水平却是比较低的。据了解，近年来财政对农业科研的公共投资强度一直处在占农业GDP的0.25%左右，与目前国际平均水平1%相比有较大差距，不仅明显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针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的问题，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了具体的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财政投入方面，“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持续加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金融支持方面，文件提出支持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基金，积极引导和鼓励金融信贷、风险投资等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创业。
　　
　　张元红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在不同的环节的情况不一样，在基础研究的领域，我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但是在很多公益性、全国性和商业性投入比较少的环节，政府投入不够。具体说来，在农业技术的推广方面，单凭单个农户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政府应该增加投入；在重大项目的攻关，比如良种的研发，政府的投入也应该增加。
　　
　　以农业技术推广为例，相关部门已经提出了具体的举措。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白金明在2月6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2012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本覆盖农业县（市、区、场），每个农业县约能获得100万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同时，“一号文件”还提出今年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
　　
　　科技管理体制弊病导致技术转化率低
　　
　　有专家指出，科技管理体制的落后也是中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一号文件”提出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但是如何使投入的资金用到实处，真正产生经济效益，还需解决科技管理体制的问题。
　　
　　“中国的农业科研主要依靠院校和科研院所，通过立项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项目经过评审就算完成了。”张元红指出，我国的农业科研和国外有很大不同，在国外，很多应用性的研究都是大企业在做，这种依靠大企业的模式在国外很成功，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立项，然后吸引风险投资和政府投资，并进行长时间的科研积累，最终能使企业在某一个领域占有很大的市场，并产生很高的利润。
　　
　　张元红指出了中国的体制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院所之间各自为政，项目不能集中起来，而单个院所受限于科研资源的约束，不能独立承担大项目，因此不能形成从基础理论到生产应用的系统研究，科研资源不能得到较好的整合；二是科研实践短期化，由于对科研院所的考核只涉及每年新出的科研成果，比如发表论文的数量、完成科研项目的多少，科研项目在国家评审之后就算完成了，这使院所过于追求论文和科研项目的数量，很难形成全新的、长期性的基础研究以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研究；三是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脱节。
　　
　　科研与生产脱节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低。据了解，美国的农业科技转化率在80%以上，也就是说有八成以上的研发成果都能转换成实际的生产力。据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宋杰凝介绍，当前我国农业科研存在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时间长的问题。“十一五”期间农业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率为42%，农业高校转化率为37%，这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差甚远。
　　
　　国外区别对待基础研究和商业研究
　　
　　实际上，“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基础研究和商业研究之间应该界限分明。在基础领域，政府投资占据主导地位，而机械、化工、食品加工等应用性较强的领域以私营投资为主。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投入主要侧重于基础性、前沿性农业科学研究，州政府侧重于对本州经济有影响的科研领域或应用技术开发，私营企业则更多地关注能带来盈利的产品。
　　
　　张元红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而不能仅把资金投向科研院所。如果企业的研究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是能产生长期的公共效益的，就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农业科研本来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手段引导企业增加农业科研的投入。科研院所里的科研人员也可以更多地充实到企业里，这样可以使科研院所与企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也使科研更加具有实用价值。
　　
　　让企业参与到农业科研实践中来，国家的政策也在逐渐向这个方向靠拢。在农业部于2月6日召开的“农业科技促进年”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杨雄年介绍说，将推动出台一批种业扶持政策，特别是要推动这些政策支持企业的商业化育种。过去育种主要投入来自科研机构，根据国务院的意见和“一号文件”的精神，农业部正在研究进一步推进企业的商业化育种等，包括种子制种过程中的保险。例如，杂交水稻在制种过程中会遇到天气变化，有可能使种子的产量大幅度下降，今年专门提出了制种的保险。
　　
　　张元红指出，支持企业的前提是培育一批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以种子企业为例，目前中国种子企业很多，但是有研发能力的很少，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就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