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十年“保卫战”

　　61岁的王本财是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乔集乡桥北村的村民，他最熟悉的农作物就是棉花。他家有12亩地，往年一般会种8亩左右的棉花，但2010年他只种了4亩。

　　不仅是王本财，近几年，桥北村的村民都不大愿意种棉花了。村里360多亩耕地，原来一半以上都用于种植棉花，但到了2010年，种植面积却减少了3/4--种棉花越来越不赚钱了。

　　王本财的账本上记录着这样的信息：“2008年是一块六毛五分钱一斤，2009年是一块四毛钱一斤，去年和今年才卖到一块二毛钱一斤。”投入和产出的不成正比让王本财意识到，种棉花再也不能成为他家挣钱的主要门路了。

　　10年前多哈的一声槌响，打开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大门，让占据全球人口1/10的中国农民，成为了世界农业大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产业冲击波

　　入世以来，我国农业积极应对，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显着变化。粮食生产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连续7年增产，总产连续4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农民人均收入连续迈上3000元、4000元、5000元台阶，农村改革逐步深化，农业保持了平稳过渡和健康发展。

　　入世之后，我国农产品关税大幅下降，从60%降到平均15.3%,一些大宗商品如大豆甚至降到了3%,包括棉花和大豆在内的农产品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市场。

　　而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棉花产量也在同步增加，新疆这一中国新兴产棉区的崛起，则是王本财的棉花价格无法上升的另一个原因。

　　相对棉花产业，大豆遭受的冲击更加严重。据媒体报道，由于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及产量不断缩减，黑龙江油脂企业因豆荒而停工的现象开始抬头：只有少量企业在收购大豆，8成以上企业处于停产状态。为寻找原料，不少企业选择到沿海建厂，以进口大豆作为压榨原料进行生产。

　　一边是因利润单薄而长期挣扎在生存边缘的黑龙江大豆压榨企业在走与留的岔路口进退维谷；一边是大量的进口大豆以价格低廉和出油率高的优势席卷而来，这看似完全相悖的一幕，却成了眼下中国大豆压榨行业最真实的写照。

　　统计资料显示，1995年至今，中国大豆进口量6年增逾90%,如今进口大豆占据中国7成市场，我国国产大豆市场不断被蚕食。

　　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和进口商，本土粮食企业却没有定价权。

　　然而，在其背后， 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国际四大粮商却牢牢掌握着话语权！

　　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我国农产品贸易快速持续发展。贸易总额由2001年的279.2亿美元发展到2010年的1219.6亿美元，增长3.4倍。进口由118.5亿美元增长到725.5亿美元，年均增幅22.3%;出口由160.7亿美元增长到494.1亿美元，年均增幅13.3%.进口大幅增长在满足国内需求、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同时，也对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了挑战。进口产品对新增市场的过度挤占，使得农产品产量没有因为需求的强劲增长而得到相应增长，农业生产发展空间受到一定抑制。

　　近年来，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呈下滑之势，而作为大豆的主产省，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也未能幸免。非但如此，辽宁、吉林等省区的大豆种植面积也都有所下滑，而由于种植面积的减少，大量油脂加工企业陷入无“豆”下锅的窘境。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油厂的利润长期偏低，不愿意出太高的价格进行收购；而另一方面，虽说今年的大豆价格有所上调，但属于物价整体水平上涨使然，种植的成本在水涨船高，使农户的预期也因此上升，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局面。”东方艾格分析师陈丽娜分析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大豆就成了大豆主产区油脂企业不得不考虑的原料来源。

　　“从我们观察的情况来看，进口大豆大概要占据国内市场的3/4,而且还有进一步蚕食市场的倾向。需求是会越来越多的，而国产的份额却难以随之增加。”陈丽娜说，从价格及出油率来看，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的竞争中难以占据优势，而从产业布局来看，由于油脂行业主要以豆油为主，导致其它油脂品种受其影响情况严重。

　　根据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显示的数据得知，自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来，随着大豆市场的开放，国际四大粮商开始大肆布局中国大豆产业。到2004年，在大豆进口量不断攀升的同时，本土中小型生产加工企业开始被大量兼并收购。

　　农产品出口遇阻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香菇生产国，浙江庆元县在中国被称为“香菇之乡”.

　　香菇生产，这个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少数占有市场优势的产业如今却面临着发展难题。

　　中国食用菌协会副会长、大山合集团董事长毛传福称，2010年全国香菇产量在340万吨左右，产值约350亿元，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菇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出口国，日本是中国香菇的主要市场，但是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量连续减少。

　　在浙江庆元县，800年前就开始人工种植香菇，每年干香菇的产量6000余吨，庆元县食用菌管理局局长张世炎说，“以干香菇为主，日本是庆元的主要市场，前几年50%的干香菇出口到日本，也就是3000到4000吨，现在不到20%,只有1000多吨。”

　　“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在2006年实施了食品进口‘肯定列表制度'.按照这一制度，以农药残留指标为例，香菇等农产品的农药残留不得超过0.01毫克每公斤的标准。”张世炎说。

　　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使国内的香菇出口企业成本增加。张世炎说，“肯定列表制度”规定了600多个技术指标，日本不是每个指标都掐我们，但是哪怕几个指标的检测也让企业头疼不已。

　　毛传福介绍说，“一个集装箱的干香菇是2到3吨，按照每公斤3元的毛利润算，一个集装箱的利润9000元左右，进出口的一项指标的检验费用500元，如果检测5个指标，费用将增加2500元。由于检测费用的增加，中国香菇出口企业的毛利润将减少一半左右，这会影响香菇出口企业的积极性。”

　　张世炎认为，日本现在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非常苛刻，已经超出了保护人体健康的必要需求，其实是一种贸易壁垒。业内人士称，日本抬高技术标准，在商业上不乏利益，“日本大肆宣扬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让日本消费者感觉中国产品是有毒的，我们出口的干香菇是1000多日元每公斤，它们自己产的香菇原来是3000多日元每公斤，现在涨到5000到6000日元每公斤。”

　　但是，也有相关企业认为，国际市场的严苛会促使企业进行创新升级，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从而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入世对中国香菇产业来说，机遇大于挑战。”河北新大地菇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哲说，国内香菇产业基地必须按国际标准建设，要有稳定的产量、质量和价格，并应该着力加强香菇产业协会的作用，以协会维护菇农和菇商利益，规范香菇市场行为。

　　“反倾销”大战

　　在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庆峰的回忆里，2006年那场与欧盟的“马铃薯价格保卫战”,至今记忆犹新。

　　周庆峰介绍说，2006年，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三圣太村村主任赵爱生种了40多亩马铃薯。当年淀粉厂收购马铃薯的价格每公斤0.4元，比2005年涨了4分钱，种马铃薯成了赵爱生的生财之道。

　　“别看每公斤只涨了几分钱，意义可不一般”.周庆峰说，2006年加工企业反倾销初裁获胜利，产品价格回升，马铃薯的收购价格才会跟着上涨，否则，企业只能大规模限产，“赵爱生的马铃薯就算降价也未必能卖出去。”

　　周庆峰所说的“反倾销”,指的是2005年国内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发起的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的反倾销调查，这场被称为“马铃薯保卫战”的反倾销调查是中国第一起涉农产品反倾销案。

　　周庆峰认为，欧盟的马铃薯淀粉如此便宜，重要原因就是欧盟各国政府在种植、原料收购、加工和出口等各个环节都进行补贴。低价倾销使国内企业陷入两难境地，即打价格战意味着亏损，不降价则产品积压，客户流失，资金流中断。

　　“2005年，欧盟对中国出口了7.5万吨马铃薯淀粉，与上年相比增幅295%,是前3年的总和。”周庆峰说。

　　面对这种情况，国内主要生产企业一起会商对策，决定联合发起反倾销调查，于2005年年底向商务部提交了申请书。

　　2006年8月18日，商务部发布初裁决定，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存在倾销行为，对中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了损害，为此根据各企业的倾销幅度征收35%到57.1%的保证金，马铃薯淀粉的进口价格得以回升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即每吨4500元左右。

　　“以前都是欧盟对我们反倾销，这次我们向欧盟反倾销。”周庆峰说。

　　这场“马铃薯保卫战”为国内企业在WTO规则框架内合理利用贸易救济手段自我保护开了个好头。

　　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夏英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业遇到的是来自国外强势农业体系竞争的挑战，尽管表面反映在农产品市场开放、进口量增长等方面，但本质上是对我国农业组织与制度的一次强大冲击。